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再次将美国推向进一步卷入中东冲突的边缘，一种新型的反干预主义思潮正席卷美国政坛。在经历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代价高昂的二十多年战争后，民粹右翼和进步左翼都越来越愿意质疑支撑美国海外军事介入的前提假设。如今，像托马斯·马西和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这样意识形态迥异的政客，都公开批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而公众对后“9/11”战争的厌倦情绪也在各政治派别中日益显现。然而，即便美国人厌倦了外国干预，削减国防预算在政治上仍是碰不得的禁区。战争会结束，但国防开支不会。

乍一看，这似乎意味着美国正进入一个军事克制和财政紧缩的时代。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今年四月，白宫发布了2027财年的预算蓝图，要求约1.5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这比上一年增长了44%，是自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单年增幅。同一份蓝图还提议将非国防自由裁量支出削减约10%，住房和医疗保健项目首当其冲。

尽管反战情绪日益高涨，但在物质上削减国防预算的政治困境近乎无解。五角大楼的支出持续攀升，采购项目屡屡躲过公众批评，甚至那些反对海外干预的政客，也常常继续支持国内庞大的军事拨款。作为参议院最坚定的军国主义批评者之一，伯尼·桑德斯曾为将F-35（他在其他场合曾指出该项目是铺张浪费的典型）部署到佛蒙特州伯灵顿国际机场而斗争。

这种明显的矛盾揭示了一个现实：武装部队已不再仅仅是一个设计用于在海外投射力量的军事机构。它们已演变为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国内财富再分配系统之一。美国不仅用国防支出来打仗或威慑对手，还用国防经济来维持地区就业、补贴工业生产、稳定地方经济、培训和雇佣弱势群体、并维持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防开支越来越像一个隐藏的福利国家。国家并非通过直接转移支付来再分配财富，而是通过军事合同、基地、供应链和联邦补贴的就业间接进行。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反干预主义情绪未能转化为军费的实际削减。美国人可能对海外战争越来越怀疑，但政界很少有人愿意去威胁那个围绕永久性军事支出建立起来的经济架构。

现代国防预算在许多方面发挥着产业政策的作用。主要武器项目通常分散在多个国会选区，确保成千上万的公司、分包商和工人在经济上依赖持续的军事采购。F-35项目清晰地展示了这一动态；该飞机的生产被有意分散到数十个州和数百个国会选区。这架飞机不再仅仅是一个武器系统，而是演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生态系统，企业、家庭和整个社区都依赖于此。一项国防法案可以轻松通过国会，而国会不会批准同等规模的住房或就业计划。当再分配被爱国主义的外衣掩盖时，它就能更容易地经受住政治动荡。

军事基地也发挥着类似功能。在美国的大片地区，基地充当着经济支柱，支撑着企业、住房市场、学校、物流网络和地方税收。许多社区在结构上变得依赖武装部队持续的物质和经济存在。这种政治后果之前就曾显现。冷战结束后，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BRAC（基地重组和关闭）程序关闭多余的基地。即使军事规划者认为某些设施是多余的，国会议员们也激烈反对关闭。BRAC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克服这种政治阻力而设计的，因为立法者通常会反对关闭那些作为其选区主要雇主的基地。军事基地越来越不像纯粹的防御资产，而更像联邦补贴的经济发展区。

美国国防体系的经济作用远不止基地和合同。军队本身也越来越多地充当着民用福利国家的替代品。对数百万美国人来说，服兵役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医疗保健、职业培训、补贴教育以及一条原本可能无法触及的中产阶级捷径。在一个快速去工业化的美国，在人们对人工智能可能扰乱劳动力市场的担忧日益加剧之际，武装部队仍然是少数几个有保障的向上流动途径之一。

重大的军事紧缩不仅会重塑美国的外交政策，还会扰乱与国防国家体系深度交织的劳动力市场、教育途径和地区经济。因此，国防开支的政治持久性不能仅仅用所谓的“军工复合体”内部的游说或腐败来解释。国防承包商无疑在华盛顿拥有巨大影响力，但更深层的机制更像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大学获得五角大楼的研究资助；制造商依赖军事采购；市政当局依赖与国防相关的经济活动；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直接或间接依赖与国防部门相关的就业。

其结果是一个由政客、劳工利益团体、地方政府和承包商组成的联盟，他们都拥有维持高水平军费开支的强大动力。美国可能不再仅仅因为预计会爆发大规模战争而维持庞大的国防预算，而是因为国防经济已成为联邦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少数几个在政治上可接受的方式之一。